近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双碳”目标的提出，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各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深刻变革，全面的绿色低碳发展蕴藏着巨大的绿色投融资需求。实现“双碳”目标产生庞大的绿色资金缺口，而单靠政府无法填补，还需要吸引社会投资的广泛资金流入。绿色金融政策的提出，为调整资本要素、劳动要素、科技要素的社会资源配置，以及引导投入要素流入绿色低碳项目，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撑，将成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

　　当前，全球各国都在寻求经济与能源转型，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绿色信托为主的绿色金融模式，成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自2007年中国确立绿色信贷政策以来，金融机构不断增加对重污染行业的融资约束，与此同时，节能环保和清洁项目的信贷融资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截至2022年末，中国21家主要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达20.6万亿元，规模居于世界首位，其中三分之二的投向了碳减排领域。在绿色债券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国，且随着“双碳”战略的持续推进，多种类别绿色债券将持续协调推动社会资金优化配置、吸引社会责任投资者。在“双碳”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绿色金融将助力节约能源、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等多个方面实现节能减排，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颁布，建立了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雏形。目前中国绿色金融以政府引导为主导，能够在短期内有效促进市场建设，但由于尚缺乏对绿色金融市场的市场准入与投资规则提供具体化、细则化、专门化的规范，也未明确有关发行方、投资方以及监管方的详细制度安排，因此市场流动性水平仍待进一步提升，绿色金融的投资关注度仍有待提高，进而尚未在政策引领下形成市场发展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目前尚未建立针对企业层面的完备信息披露机制，且投资市场上的绿色金融数据，较少按照月报或季报的方式披露相关信息。绿色金融的信息披露频率和信息丰裕程度较差，使投资者难以根据披露信息准确判断绿色金融项目的回报率情况以及企业绿色项目建设的进展，不利于提升社会责任投资者的积极性。

　　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从目前来看，绿色金融在政策的顶层设计与管理细则中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绿色金融主要面临如下发展困境：

　　一是绿色金融依赖政策推动特征明显，尚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中国的绿色金融市场经历的数次大规模发展，均与政府相关政策的提出紧密相关，而当政策效应减弱后，绿色金融市场的热度往往跟着下降，发行量增长速度难以保持，这一点在绿色债券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调整商业银行资金配置，促使银行从污染部门流向绿色、可持续发展项目，需要进一步搭建严格的绿色金融法律体系，以保障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绿色金融规模相对较小，且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从地方政府来看，由于各地区绿色金融水平发展不平衡，我国主要省市银保监会实施的绿色金融监督措施的侧重点也存在较大差异。除少数地区如广东、江苏、山东、上海等地区对绿色金融体系提出了比较详实具体的构建标准之外，大部分地区提出的绿色金融监管机制仍然较为笼统，缺少系统、详细的政策执行或披露标准。目前广东、江西、浙江、山西、江苏和上海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对应了这些地区相对严格的监管制度，说明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相关。从金融机构来看，一直以来，六大国有行与赤道银行是绿色信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我国赤道银行成立时间较晚，绿色信贷规模较小，绿色信贷发展在近期还需大型国有银行和赤道银行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从目前来看，绿色信贷在信贷总量中的占比仍然较低，且大型国有行缺乏机制灵活性和地方适应性，相对于城商行、农商行而言，在有效推动地方（或区域）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方面仍存在不足。

　　三是绿色金融产品能效较低且信息披露不足。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的种类目前较为单一，尚难调动市场投资者的投融资积极性，且绿色金融产品与实际社会需求之间也存在一定错配。产品引入使用进展较慢，落实层面也存在障碍，绿色金融政策效率有待提高，且存在多主体、多目标相矛盾的问题。由于银行与环保部门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企业审批也受到影响。同时，银行在缺乏企业环境信息的情况下，对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也会增大商业银行的环境风险。此外，与绿色金融市场紧密相关的企业信息披露等配套体系尚不完善。绿色金融全流程包括了多个投融资环节，并且覆盖企业、银行、政府、评级机构、证券市场等多个金融主体，信息不对称会加剧多元主体之间的道德风险。最后，由于绿色金融增加了第三方绿色认证等环节，相对于传统金融产品而言，融资过程则更为繁琐。二者叠加使中国绿色金融的投融资吸引力未得到充分激活。

　　四是绿色金融市场准入与认证等规则尚不健全。当前，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相关制度规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支持项目目录，二是发行指引。相比国际主流的绿色债券标准及规范而言，其他配套制度规范的建设相对缓慢。由于绿色债券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容纳发行-认证-评级-承销-投资-监管-市场平台等多个方面），因此，缺少对参与方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绿色债券的长期稳定发展，也不利于发挥绿色债券对绿色低碳项目的融资支持功能。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差异不利于中国绿色金融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绿色债券作为新兴的金融工具，在全球低碳转型过程中将发挥重大作用，其成长潜力巨大。对国际话语权的不利影响，或会影响中国参与制定全球性的标准（如绿色债券规范、实现跨国绿色债券融资与绿色主权债券的应用等），从而不利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前景。

　　对于目前中国绿色金融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需要通过顶层设计，逐步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尽快实现绿色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并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碳达峰和碳中和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严格绿色金融立法制度，积极引导社会投资者参与，促进绿色金融市场扩容。有关部门需要出台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对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与开展做出更加严格的要求，规范绿色金融业务流程。在执法过程中，需要形成多向监督，地方环保部门与银保监会充分履行职责，从而推进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在适时适度的绿色金融融资优惠政策下，引导发挥社会投资者的积极作用，促进市场扩容。在发挥融资优惠政策作用的同时，通过完善企业ESG信息披露规范，健全社会责任投资评价体系，提升相关评价机构的评估能力及数据管理能力，为社会责任投资者提供可度量的绿色项目投资价值，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绿色金融投资。

　　其次，构建绿色金融风险监督体系，提高各类金融机构的参与度。近年来，金融机构的环境风险有所凸显。在投融资项目中，污染企业可能由于环境要求提升而无力偿还银行，容易将环境风险转嫁给商业银行，影响银行的信贷资产安全。商业银行需要构建严格且权威的风险评估标准，提高管理能力，引导资金流入绿色低碳项目中。尽管绿色金融政策是为企业清洁融资提供借款便利，但企业对金融机构的依赖也可能提升债务风险。因此，也需要鼓励企业谨慎把握资产负债情况，通过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以及商业信用等多种融资渠道来筹集资金，分散风险。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则需要重视环境污染项目投资的相应环境风险，应当积极为低碳企业提供承销与保险服务。

　　此外，开拓多类型的低碳融资渠道和方式，注重绿色金融区域异质性监督管理，形成高效规范的绿色金融融资业态。由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统一的政策安排并不能因地制宜地促进地方绿色金融业务开展。因此，应当增强环境信息披露，注重区域异质性监督管理，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为促进绿色金融长足发展，需要明确各地方政府、地方环保部以及地方银保监会的具体工作内容，通过政府顶层设计、专业人才引进、金融机构主导、多地方部门协作来共同推进绿色金融向纵深处发展。

　　最后，推进绿色金融生态建设，发挥金融科技、国际合作的推动作用。发展和增强绿色金融对实体产业的作用，根本目的在于为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绿色转型服务。因此，需要将绿色金融与其他碳金融资产、可持续金融资产有效配合、相互协同，增加全社会对绿色金融融资的需求度与投资的热衷度。

　　另外，在全球化、数字化建设的长期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新兴金融工具，应当积极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降低融资风险，提升融资效率，融入全球绿色金融体系中，并依靠中国强大的低碳转型需求，推动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形成中国绿色金融的关键“话语权”。